风波中的吴敬琏（精选2篇）
这里是勤劳的小编给家人们收集整理的风波中的吴敬琏（精选2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风波中的吴敬琏 篇1
他曾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然而，他却成了一场间谍事件的主角。
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是美国间谍？最近，三个相关的流言在国内国际惹出了大风波。
一个流言是，摩根大通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在考虑救市，投入规模在2000亿～4000亿人民币之间，龚身份虽为海外投行研究人员，但市场传言其获得了相当可靠的信息渠道，另一流言是，龚的消息来自于著名经济学家、上届中央政府经济智囊之一吴敬琏老先生；紧接着第三个流言是，由于吴敬琏向美国有关组织透露了不当信息，被有关部门当做间谍审查。
无端卷入此案的吴敬琏老先生今年已经78岁了，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倡导实施市场经济而被尊称为“吴市场”，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据此间媒体报道，8月30日在北京出席一场研讨会后，他对媒体再次否认涉及间谍案，表示该传闻“令人莫名其妙”。
间谍门
“吴敬琏教授被捕了！”8月29日，一条惊人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流传。消息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已被带离调查。
8月29日下午，吴敬琏教授所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刊出声明，就“吴敬琏卷入间谍案”一事公开辟谣。声明称，“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8月30日，周六。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家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人文学会一同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的研讨会准时召开。
吴敬琏、茅于轼、江平、张五常、张维迎等知名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只能容纳30多人的会议室被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只能站着听。
满头银发的吴敬琏第一个发言，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等，并继续肯定市场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会后，吴敬琏立刻被一群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记者追问其间谍案一事时，他神态平静，微露笑意。“我4天前在外地开会就得知了这个谣言，觉得莫名其妙，回去一问家人，说是十多天前就有了这方面的谣言，一直没有理会，没想到越演越烈。”他对媒体表示，当前正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当口，对传谣者的动机，“很有疑惑”。他觉得谣言传播的过程也值得研究，到底是什么人在传谣。
谁泄密？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3至198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年至今，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末因力挺市场经济而被起了“吴市场”的绰号……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为何会与“间谍门”谣传拉上干系？
记者了解到，此事不仅吴敬琏教授几天前就有耳闻，北京多家媒体的记者在近10天来，也都听到了这个传言。8月29日下午，吴敬琏涉嫌间谍案谣言传出后，又有谣言传出，说此事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师龚方雄发表的“刺激经济方案”有关。
8月19日，身为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的龚方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央政府正在研究，“将出资2000亿～4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此事被媒体广泛报道后，第二天沪指一扫连日低迷，大涨将近180点。但随后，该报告被斥为无依据，股市迅速打回原形，被业界普遍认为外资投行趁此机会出货。
龚方雄是沃顿商学院金融经济学博士，此之前在北京大学读过运筹与经济学硕士，导师正是与吴敬琏齐名的厉以宁。传言称，龚方雄的消息是吴敬琏透露出去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接近吴敬琏的人士称，这种联想非常荒谬，是别有用心的人蓄意捏造的，目的就是想给一些人士头上泼污水。
实际上，龚方雄和其师厉以宁的观点，是政府应该出手救市，与吴敬琏中国经济应该完全市场化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而龚方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吴教授，在此期间也没有跟吴交谈过”。
曾在8月30日的研讨会后专访了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张剑荆也表示，龚方雄的观点，与吴敬琏一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必然联系。”
显然，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动，最终促成了吴敬琏“谍案”流言的出笼。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流言会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夫人道出实情
事后，记者拨通吴敬琏寓所电话，与吴敬琏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夫人周南表示，吴老正忙着编书，“出版社催稿呢，暂时没法直接接电话，请您原谅。”说这番话时，周南语气平静，似乎心情没有受到谣言的影响。
周南说，吴老正在编写改革开放30年的自选文集，书分上下两册，最早的将在今年9月出版。她说，吴敬琏的性格可能是造谣者造谣的诱囚。“他说不能违背良心和规律，说一些奉承的话、迎合的话，所以可能得罪了一些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争议颇多。吴敬琏当时写了一本名为《论竞争性市场机制》的书，许多出版社本来要出那本书，但是都提出要把“市场经济”四个字删掉，但他就是坚持说“要删掉我就不出”。周南说，在吴敬琏的要求下，北京的财经出版社由社长、主编、编辑共同签字出了这本书。后来书没有出多久，邓小平就南巡讲话，“这本书一下子也就脱销了。”
周南说，从前吴敬琏“吴市场”的外号是带点贬义的，但历史证明了吴敬琏的爱国赤诚。周南回忆，在最艰苦的年代，吴敬琏多次放弃优厚生活选择了祖国，“他除了工作和国家没想过别的。”周南说，丈夫对祖国的热爱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因此他们不怕谣言。
独立董事事件
2004年，某杂志曾刊发过一篇《经济学家你为谁代言》的封面文章，文章中披露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并且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
那一次已经不是吴敬琏第一次陷入争论风波中了。从2000年开始，中国股市危机争论、中国工业化之路选择争论、中国改革反思争论都和这位年过花甲的学者有着联系。而2006年的两会上，他第一次动怒。
发言的时候，吴敬琏显得很激动，声音也有些颤抖。“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
平心而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向纵深发展，中央已有一系列部署，某些环节也有待专家学者论证，但某些行业改革不到位会引发腐败已有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诚然，尽管“贵”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教授，在学术界有“吴市场”、“吴法治”之誉，但也不是完人，他的某些观点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吴敬琏敢于公开对股市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指出某些不足，尽管言辞尖锐泼辣，却不失为有益有见地之言。事实上，解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问题，既需要中央正确决策，也需要全国上下集思广益，关键是相关部门听到切中时弊的真言，这种真言多了，才会真正利于改革开放，才会真正引发国人对改革的关注。
点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吴敬琏坚持的市场化原则一直都饱受争议，尤其是提出春运涨价符合市场化规律，使非议达到了顶点，“吴市场”的名字背后也留下了不少贬损。
然而，中国的市场化道路，在不同的阶段面对不同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做，对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这后面牵涉的，更是13亿人走向富裕之路的命脉。一着棋错，满盘皆输。再加上个别经济学家成为某个集团代言人的新闻又时有爆出。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教授更会深切地了解，其发表言论的动因和是否为国家为百姓带来好处，就会被放在显微镜下，甚至会被曲解被利用。所以，吴教授说，他不准备追究此事。
吴敬琏:国务院的“座上宾” 篇2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2008年，结束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淡出媒体视野。从此，喧嚣的“两会”上，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大胆直率的声音。不过，“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他密切守望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时发出警醒世人的声音。
第一次向中央建言
有媒体曾将吴敬琏定位为“贵族”经济学家―――因他出身于家道兴旺的民族资本家之家。他的母亲邓季惺既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成功的报人和积极的参政者。
吴敬琏1930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父母共同创办了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父亲去世后，母亲邓季惺又到北京创办了《新民报》（现《北京日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刚刚接触世事的吴敬琏在思考着热血青年们共同探寻的一个严肃课题―――怎样才能拯救中国。
吴敬琏的幼时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但他却并不像很多关在书斋的学者那样躲避政治。他的好朋友黄范章评论他“懂政治，也懂得斗争”，这个特点在经济研究所时期就有所体现。
大学毕业后，吴敬琏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时进入这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学术研究部门的一共有8个年轻人，大多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吴敬琏结婚较早，每天回家，大家的私交并不多。在当时，把这些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科研兴趣和个人自由。
在“”中与顾准的巧遇，是吴敬琏学术研究路上更进一步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顾准的指导下，吴敬琏开始从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反观中国问题。他还在顾准的鼓励下，继续学习英文。他给自己定了计划，每天必须读50页英文原著，自学的第一本英文书是5000多页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俄文，除了1978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过4个月外，他流利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都靠自学。这些都为他后来去耶鲁大学系统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打下了基础。
1980年，中国社科院和福特基金会合作，派遣一批研究人员去美国的名校学习。吴敬琏是第三批公派出国的人选之一。1984年，当他结束在耶鲁的学习后回国，恰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他在耶鲁攻读的比较经济学有了用武之地。
有人评论，吴敬琏的成功得益于时代―――身处改革年代，危机赋予了他的学术地位。但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吴敬琏在“”岁月中对历史、经济学、英文的自学，使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握住机会。
1984年7月，刚刚从耶鲁留学归来的吴敬琏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找去写一份意见书《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但是，要想为商品经济全面“翻案”又谈何容易。
此时，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马洪了解到《决定》上还是没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几经周折，马洪把他们的想法转达到国家领导人那里。
终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起草小组最终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小平对这次《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第一次向中央建言便取得了这么有意义的成果，这使吴敬琏很振奋。
2012年初，吴敬琏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仇富的本质是仇腐。“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他认为推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办法，这让他在民间的雅号从“吴市场”过渡到了“吴法治”。
不仅批评政府权力，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民众利益的言论，比如支持春运票价上浮，城市拆迁不应该按市场价补偿。他认为前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供需原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前人为压低票价，扭曲的价格可能造成资源配置低效，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而后者则让房主独享了过量的非按劳所得的利益，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这次，他的言论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一些民众的嘲笑和攻击。
获得“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称号
这些责难让人想起2001年他所陷入的一场著名的争论。2000年10月，《财经》杂志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职员赵瑜纲的两份报告为蓝本，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基金黑幕》把一些人所共知的黑幕摆到了台前，引起公众极大的关切和愤怒。“在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中，人们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敬琏说。他的发言被媒体总结为3点：中国股市是个大；全民炒股不正常；市盈率过高。
自此论战不断。200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i、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
这场论辩的结果，吴敬琏获得了学术和个人声誉的双重胜利。2001年被称为是“股市监管年”。2001年1月9日和10日，监管层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1月14- 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证监会官员洪磊的个人沉浮也是这一年证券行业大变动的一个注脚。他原本是嘉实基金管理公司的经理，但因为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拒绝按行情消息行事被董事会解雇。洪磊回忆，2000年7月，在四面楚歌最艰难的时候，他托朋友约见了吴敬琏。“吴敬琏一言不发听了半小时，说‘大家一起想办法，怎么来改变’。”后来洪磊被聘为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和他一起进入国家证券监管队伍的，还有他原来在基金公司的团队成员。
吴敬琏在这场论战中以鲜明的观点、无畏的态度，获得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称号。有人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做了分类，他被归类为“善”，于2000、2001年两次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十大人物”。2004年，当时他是炙手可热的国家领导人智囊，他正主持的学术项目都是事关亿万人生存状态的大问题：经济转型用什么方式？转型中怎么避免滑入权贵私有化的深渊……他所做的调查与研究，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日程满当当排到了12月。
对现实问题发言的学者
2008年以前，吴敬琏的言论往往遭到网络的质疑与抨击。数年过去，吴敬琏的每一次公开发言仍然被网络广泛转载，不同的是，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2012年9月，他在《财经》杂志发出“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吁，网络上近万条跟帖中90%都是赞成者。现实的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理性起来，这让吴敬琏感到欣慰。
2013年5月，《吴敬琏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文集收录了吴敬琏先生从1980至2012年间最具代表性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和论述，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华尔街日报》曾这样评价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已80多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站在改革的最前沿。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细心的人们对比发现，《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碰到的阻力和困难。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吴敬琏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儿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
（摘自《财经》2013年第36期，《博客天下》2011年第10期）